两部门：明确十三项重点任务 夯实企业计量基础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传动机制，民生导向和注重公平，有助于推动政治的人本化和民主化。

[41] 实际上，也有学者将国家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归为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14] 王宏哲：《适足住房权的国家义务》，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这个公约向缔约国施加了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约这里使用的概念是住房（housing）。在法学上——犹如在其他社会科学上——类型化分析都是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的一个必要步骤。[28]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国学者博肯福德才认为，对基本权利的解释必须借助特定的基本权利理论，而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对对基本权利的一般性质、规范目的与内容范围所做的体系取向的理解。说白了，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理论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它没有区分权利与权利的条件，实际上这两者在逻辑上是应当分开的。所以说，公民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应当具有‘司法受益权功能。

不过，正如本文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这个理论在构建自由权的社会权侧面上遇到了种种障碍——例如就住宅自由而言，就既不能将国家帮助获得住房的义务当作是它的社会权侧面，也不宜将国家进行司法审判当作是它的社会权侧面。[29] 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他们关于个体化利益的知识和价值认同是公共决策必须考虑、不能忽视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决策过程中与技术性知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1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4]在依法管理方面，为了使互联网管理有法可依，我国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出台了大量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在一个国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宪法规范，其规定多是概括性规定，这是宪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2）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互联网在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淫秽色情、极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非法言论的传播提供了空间，而国家现有的用于规制传统言论表达载体的法律规范因为互联网所具有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而无法在网上有效适用。然而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存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相冲突的情况。

特别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监督权，不仅承载着意见表达的功能，而且承载着政治功能。上述两个方面变化凸显了行政法规和规章更加强调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规制，而对涉及市场经济秩序和个人权利的言论规制则比较宽松。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互联网出版管理、互联网文化管理，等等。[17]杨福忠：网络征求民意法治化———探寻公民有效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2 期。

第三，现有立法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授权而非控权，忽视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明确性原则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它是法安定性的要求。明确非法言论范围，为个人的网上行为划定界限。四、完善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之建议针对我国目前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存在的立法缺陷和制度缺口，本文认为国家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完善，以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架构通过其施加的物理负担来进行约束。这显然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而国家则负有尊重和保障公民隐私权实现的义务。摘要: 法律在规制网络言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定。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国家出台的互联网立法应适当、适度，要与行业自律相配套，具有行业可行性，同时与社会监督相呼应。必要性原则另一方面含义是指国家立法对网络言论的限制要有必要，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除公众的担忧，满足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期望，恐怕任何实名制都可能流于形式。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在有些国家，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外，还有专门针对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法律。

2012年8月，该制度被宪法法院宣布为违宪并被废止。[15]根据上述要求，国家完善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必须遵循公众参与的原则。

目前，我国政府试图推动各种实名制，但公众普遍表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然而目前我国对网络内容管理实施的许可主要由部门规章设定，比如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需要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该许可由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通过的规章《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设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相应地，被国家立法明确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言论内容就很有限。

换言之，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主要是由规章作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规范网络言论，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第2条至第4条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12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由于概念内涵不确定，这就为行政机关恣意介入干预公民权利行使、为相对人施加广泛义务提供了裁量空间。换言之，规章中的规定应多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

进入专题： 网络言论 。第六，现有立法存在制度空缺，缺少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

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座谈会上，专家们普遍不支持在3000元的基础上再往上调整。公安部1997年制定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

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言论，只规定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言论属于非法言论。第二类是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言论，如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对商品、服务作虚假宣传，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

行政机关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维护网络公共秩序的需要出发，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政府部门授予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权限，其中主要是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3）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存在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以及法制不统一等问题。据有关机构抽样统计，目前人们平均每天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1]。

互联网的诞生及迅速普及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而推动这一变革的动力是网络特性。对这些权力如何行使，行政法规和规章往往缺少程序性规定。

具体法律规范见表一：表一：1994－2011年我国出台的互联网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略）通过对上述21件法律规范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我国目前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或不足：第一，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没有隐私权的明确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第40条）这些规定中可以推导出隐私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三）公众参与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利用互联网进行诽谤、侮辱侵害个人名誉权等。